理性、善治与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


ʱ䣺2019-11-04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回答新时代赋予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选择等基本问题,还要求回答中国特色赋予国家治理的发展路径创新等方略问题。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系列科学理论,紧密结合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的要求,理性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矛盾与规律,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理论,即新时代中国善治理论。新时代中国善治是多种理性的统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对于善治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善治

  陈永峰1975年生,法学博士,河南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曾在日本警察大学、京都产业大学等地访学。主要从事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思想与文化建设研究。著有《民法精神与公安工作》等多部著作,在《学习与探索》《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德治、法治与善治:网络政治参与治理路径选择》(2017年第9期)、《理性、善治与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路径选择》(2019年第10期)。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至此,国家治理第一次进入国家官方话语体系。统治、管理与治理有着明显区别:统治和管理都强调主体的一元,治理则强调主体的多元;统治和管理都依赖上下服从,治理则强调扁平化的参与;统治和管理都无法避免变化的随意性,治理则强调法治的稳定性。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善治”一词首次进入国家话语体系,以此为标志,善治理论正式进入到我国国家治理层面。善治相对治理而言,更具理性与现代性。从统治到管理、从治理再到善治,反映了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演变与升华,折射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进步。党的十九大立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开启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进程已经由封闭僵化的管理模式转换为开放多元的治理模式,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理论。善治理论不仅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体系与能力的发展完善;不仅是对国外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理论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的时代要求与价值遵循。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将依托这一理论提升治理效率,遵循并彰显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即新时代中国善治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公共理性、认知理性与决策理性等的集中体现,其既是国家治理的目的,又是国家治理的方法。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思维与政治理念,治理概念已成为当代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代名词。治理理论的出现客观上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新与更深刻的理性认识。当前,治理理论在世界各国以其不断更新的理念与内涵推动理论创新,这一客观现象本身就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认识理性。但是治理作为发展于西方国家的理论,我们仍需对其进行理性向度分析。分析的目的不仅要认识其文明进步性,也要认识到其发展的现实不足与理论发展可能。

  一般认为,理性是人类基于经验事实而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方式与判断能力。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认识自然与社会并且协调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能力。“理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能力,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既然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认识能力,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有限的。哈耶克认为:“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可见,理性向度的分析不仅具有有限性,而且同时有多个维度可以选择,例如认知理性、人文理性、科技理性与政治理性等等。但是,意欲分析一种本已充满漂移意蕴的理论,借助于稳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维度来分析治理理论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合理性的概念,并且对其进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划分。工具理性强调行为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且行为主体仅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预期目的;而价值理性强调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施行为,不在意行为的结果如何,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

  虽然当代世界各国纷纷将发展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首选良策,但是发展也同样会遭遇来自于经济与文化或国情与公众意向等的多样化问题,最终成为政府必然面对的社会矛盾,需要政府对其采取手段化解,否则当社会矛盾持续积压将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消解,继而影响政府合法性。治理即是人类社会为应对多样化发展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政治理念。新的政治理念指导之下必有新的理论问世,治理理论从一问世即被赋予救国救民的大任。治理理论希冀从整体、宏观或者说是从结果上寻求突破,以求短时期内稳定政治样态,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如此,治理理论自然凸显工具理性,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作为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需求,治理理论以其工具理性成功折服了特定时代的行为主体,于是各种社会活动被系统地安排成内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每个环节都彰显着精确性与可计算性。

  工具理性使得治理理论具有了普适性功效,因为精确性与可计算性都强调其技术性,即单一强调工具理性将使治理理论成为一种偏重于技术的政治行为。有所重即有所偏,治理理论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的同时,自然无暇关注公平、正义、忠诚与荣誉等价值。世界各国无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其政府都不会拒绝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治理方式来捍卫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也就是说,治理理论能够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正是因为其工具理性能够为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共同面对的行政效率这一治理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有益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各国都希望实现良好治理;由于不危及现有的政权框架,各国都不会拒绝。同时,当代世界各国在追求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必然面临一些共性问题,这更加使得治理理论以其理性价值的普适性满足了各国的共同期待。随着治理理念的不断升级,各国传统治理方式不断得到变革,公共管理方式也在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发达国家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更加赋予了治理理论以示范性,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由此可见,治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追求,工具理性不仅满足了世界各国实现治理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为其在全世界推广提供了现实可能。然而,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极易由解放的工具膨胀并退化为统治自然与人的工具,即强调单一工具理性的统治会带来人的异化和物化,因而需要对其保有必要的批判理性。

  治理理论寻求升级不可能仅从工具理性去实现。面对多样化的社会主体、政治样态以及价值追求,治理理论势必从多元与系统的角度尝试寻求理论升级。于是,价值理性就被推到了台前来弥补只突出工具理性的治理理论的不足。价值理性强调以价值理念来判断行为的合理性。价值具有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因此价值理性强调以主体为中心,分析客体相对于主体的意义,观察主体之间各自的利益取舍。价值理性要求治理行为要以人为中心,凡是关注人本身并且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为才具有合理性,即具有合目的理性。可见,价值理性要求治理行为以人的全面发展抑或全人类幸福为终极价值。同时,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现实世界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期待,所以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领域,需要通过治理加以改变,而价值理性恰恰以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为己任,通过治理行为改善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发展状况,努力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期待。可见,价值理性又是一种建构理性,既正视现实世界的缺失又致力于解构与治理现实世界,希冀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去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治理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其思维原点源于现实的人的需要,以其价值追求和权益实现为思维核心。价值理性又可以分为多个维度,如公平、正义、民主与法治等。可见,价值理性是多种价值要素的辩证整合。价值理性不能离开工具理性而自我实现,要在符合社会运行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合目的性,即治理理论要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追求“良好的治理”一直是人类的政治理想,人类社会早期曾经追求“哲学王”式治理,近代又追求基于个人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即追求民主政治。但是,人类的治理理论探索仍然桎梏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造成理性割裂。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当代治理理论已经实现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认识过度。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世界各国国情与公众群体意向具有多样性,这就要求治理理论的应用实践必须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同时,要求治理理论兼顾价值理性又使其必然与意识形态产生关联,而意识形态又决定着治理理论无法采用全球统一模式,否则就异化为借治理之名行价值渗透与侵袭之实。总之,治理理论具有较多的工具理性,因而需要在价值理性上加强对于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文明的普适性;同时需要尊重因国情、公众群体意向与意识形态多样化带来的价值追求的差异性。如此,当代治理理论方能实现理念升级,继续保持其先进性。

  当人类社会的治理实践有了对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清晰认识以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改进治理行为,希冀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220122.com,但是两种理性的取向不同,工具理性关注的对象是一个有限的、相对的经验世界,而价值理性关注的对象是一个无限的、绝对的超验世界,治理理论需要两种理性实现有机结合,因时循势,方能实现良好治理。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动力,两者互为根据、相互支撑共同为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动力与方案,促进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没有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是蒙昧的理性,没有价值理性统摄的工具理性也只是盲目的理性。但是治理实践中的困难与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两者的结合程度与判断其合理性,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的合理程度标准如何界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困难与问题如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治理实践仍然面临种种失效的可能。为了解决治理失效问题,很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纷纷对治理理论进行创新,以理性为切入点促进理论完善。其中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公共理性的引入。“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治理天然地带有工具理性特征,唯有赋予治理理论更多的价值理性,方能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即实现作为国家治理理想状态的善治。

  善治理论一经提出,立刻被学术界视为当代治理理论的圭臬。因为善治理论不仅赋予治理理论更多价值理性,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统一,而且善治理论辩证地整合了两种理性思想,形成了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治理观与方法论。善治理论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统一的程度以实现公共理性为标准,即善治以实现公共理性为终极价值追求。现代政治发展要求政党理性的公共化,即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要具有公共理性。这不仅是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和旺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可见,无论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程度,还是执政党的政治理性都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唯有通过公共理性方能实现治理理论升级,实现善治。

  人类社会的治理发展史同时是一部人类社会的求真与求善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工具理性追求真,价值理性追求善,两者标注着人类理性发展的进度,其中价值理性在人类社会的追求中具有优先性。因为价值理性不仅可以为工具理性规定价值目标,而且可以进入工具理性不能进入的意义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价值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本质所在,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的象征。可见,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对于求善优先性的认同,以及对“求善”的美好期待,才共同赋予了升级后的治理理论以“善治”之名。

  善治承载着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善治概念及理论传入中国以来,善治一词不仅被频繁使用,而且其概念与内涵一直无法实现统一。较为常见的解释是将善治理论总结为合法性、法治与透明性等十个基本要素。这一研究方法避开了概念的争论,转而探寻善治所追求的价值。可见,善治理论不仅承担了赋予治理理论更多价值理性的使命,而且也承担着解释价值理性的使命。如此,国家治理路径选择不仅有了工具理性评价,而且也可以进行价值理性评价,从而使善治理论不仅成为国家治理的目的,也成为国家治理的方法。即善治成为评判各国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方式是否良好的依据。但是,善治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仅是国家治理的理论构想。善治不是万能的,当前善治理论仍存在诸如概念模糊、多元化治理主体缺乏强制力来源依据以及解构现有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等缺憾与局限。

  善治理论在学术界引起的强烈反响大有把善治作为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甚至具有全球普适性的全新理念进行推广的趋势。我国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对于善治理论进行了理性借鉴,同时也进行了理性创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百年治理经验,也需要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使用“善治”一词,从而将善治理论正式引入我国国家治理层面。我国的国家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性实践,是不断走向善治的理性实践。

  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传统走向现代是必然趋势。当代世界各国无论采用何种政治体制均有实现现代化的愿望,而通过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的进程已经由封闭僵化的管理模式走向开放多元的善治模式。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治理效率快速提升,国家治理理念迅速转变。但是,我国在努力实现转型的同时仍面临巨大的社会矛盾。例如,追求效率的惯性使得国家治理无法在短期能实现彻底转型,不同性质的价值理念在我国快速发展时期同时获得了发展机遇,其消解社会主流价值与影响社会资源凝聚的势能不容小觑。此外,开放多元的社会发展样态与我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社会规模等因素结合势必使社会矛盾得到强化与放大,从而呈现出特殊的“中国式”问题。总结起来,“中国式”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因我国的超大型体量而带来的超大型治理总量,二是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国家治理价值理念。这两种“中国式”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治理理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均提出了挑战。我国的国家治理成绩是空前的,但伴随我国的国家治理成绩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更为迫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或步入深水区或处于攻坚期,呈现出领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领域内发展质量与效益不能同步提高、大多数行业存在创新能力不强、与金融经济相比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等突出的社会矛盾,并且这些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在超大型治理总量与特殊治理价值理念的叠加之下被强化与放大。“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严峻的治理总量与复杂的治理问题,迫切需要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上选择善治,即善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的成效突飞猛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功的经验在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性改革过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也不能仿效西方。我国在保持基本政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主动回应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主动开展政治体制变革,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实践。例如,在依法治国、行政效率与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所有这些成就与成功,是我国面对历史发展的困难作出的主动回应与积极作为,是我国国家治理实践的主动探索。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我国的国家治理在体制与能力方面仍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社会中多元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并且呈现固化的趋势,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明显,许多突出的社会公共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公民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服务还不充裕,等等。十九大要求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另一角度说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还跟不上新时代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化解当前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继续主动回应面临的严峻挑战,主动选择善治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实践。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表现为最佳状态与最有效方式,其实质是一种理论构想。实施善治,不同国家应结合国情实现本土化,不同国家也应顺应时势实现时代化。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所采用的善治既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也不是简单地沿袭传统,而是将国家治理的目标与价值内嵌于“中国特色”,使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社会主义性质,是对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价值提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善治,即新时代中国善治。

  新时代中国善治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善治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与发展,结合中国国情与顺应中国发展形势变化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理论,这是对我国国家治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汲取世界文明精髓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对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新时代中国善治理论不仅兼容西方治理的工具理性,而且更加突出东方智慧与独特的价值理性。与西方治理理念相比,不仅彰显时代性与特色性,而且更具有科学性与先进性。西方治理理念与传统的统治、管理相比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思想引领和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一套集先进性、本土性与科学性于一身的善治理论。

  新时代中国善治符合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相应地,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是从原始社会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可见,新时代中国善治符合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是与先进社会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先进国家治理制度。新时代中国善治是强调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制度。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设计从理性的角度传递两层意蕴: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二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与有力保障。这就意味着是我国的国家治理需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中国善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系列科学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人民对国家的治理,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十九大要求“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其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中心下移等都是我国国家治理对于善治理论的理性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善治的伟大实践。

  新时代中国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在中国的领导下,发挥政治优势,遵循法治规律,与时俱进提升治理理念、创新治理理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新时代中国善治具有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和善治标尺意义。我国的国家治理正在从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与新征程四个方面,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同时,依托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善治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清晰的理性方略。

  善治是对国家治理的一种现代和科学的认识体系。从哲学角度来讲,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的飞跃。理性认识具有识别、判断、评估的功能,能够反映事物的全体、本质与内部联系,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认识理性来自于丰富的实践,不仅发现并尊重客观现实,而且对客观现实加以抽象与概括、归纳与演绎。同时,认识理性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既不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否认感性经验的作用;也不夸大经验主义的作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十九大报告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中国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国的国家治理方略的制定正是在依托认识理性的基础上,识别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样态,给出了“新时代”“新矛盾”等概念,对于新时代的内涵与新时代的社会矛盾转化作出了精准判断,对于当前我国国情与公众群体意向作出了精准评估,从而制定出与国情相适应、反映公众群体意向与意识形态价值等政治样态的治理方略。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十九大报告作出的重大判断,其最重要的依据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间的快速发展。另一个重大判断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及其矛盾变化的判断,不仅是十九大报告立论的基础,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确定新的发展目标和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判断依据。新时代与新矛盾的判断更需要国家治理保持认识理性。

  其次,以“四个自信”为新时代中国善治的心理前提反映了认识理性的识别功能。一要以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为国家治理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国情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与完善而形成的国家发展道路;二要以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为国家治理依据。新时代中国善治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下的理性实践与具体方略。三要以制度自信为国家治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中国善治则是人民赋予的国家治理新使命。四要以文化自信为国家治理的心理前提。唯有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文化,才能实现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

  最后,以人民至上为新时代中国善治的动力之源反映了认识理性的评估功能。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创新治理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在全部治理过程中始终都牢牢地坚持群众路线,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全民治理体系。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求善”的活动,即“求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首要目的。社会主义善治的真正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新时代中国善治要精准对接人民群众需求,着力建立起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

  理念一般指理性的信念或理性的观念。如同决策与行动实践一样,理念是理性的又一种形式。现代哲学证明,理念是客观的和普遍的,表现在事物的共性中。新时代需要新思想、坚持新理念、明确新目标并保持继续发展,这是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理念基石。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实践,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先进思想指引前行。十九大确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新思想”),这一新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起到选择、判定与规范的作用。新思想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指引,它不同于宗教信仰。其不是依凭公众的敬意来获得权威,而是历史实践证明的结果,是通过抽象思维对我国国家治理本质及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是对于国家治理认识的高级阶段。认识理性是有限的,国家治理需要思想观念的指引,更需要因时循势地调整发展观。理念理性可以从发展、安全、民生等诸多方面展开。

  首先,新思想指引国家治理实践,是强大的新的思想武器。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实践。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一方面传承了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给出了指导当前国家治理实践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表达了以主体为中心思想,也表达了主体多元化思想,既应对了新时代课题,也给出了中国特色答案,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成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善治的强大新思想武器。

  其次,新思想为国家治理提供具体行动。理念理性是人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是受政治活动主体的目的与意志所支配的精神活动。理念理性作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能动的反映,对政治活动具有导向与评价作用,对政治活动的价值追求是否具有合理性、科学性与规范性能够起到选择、判定与规范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可见,发展不仅成为理念理性选择与判断的结果,而且还必将规范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具体行动。

  最后,新思想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对国际国内安全新情况、新斗争、新局面的新理念,是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理性的又一表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国际关系治理的指导理念,是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承担大国责任的战略宣示。新思想要求新时代中国善治打破利益固化,国家治理不仅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政治、文化与安全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连,需要以新发展观来解决国家治理面对的各种问题,需要以新外交观来维护国家治理的和谐稳定环境,需要以新安全观来保护国家治理的成果。

  政治理性主义是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坚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智力量来理解和支配政治生活。但是,“超越政治理性和经验的政治神话一直没有被真正征服和战胜。它一直潜藏在黑暗中伺机以待”。在考察人们放弃对政治理性的信赖过程可以发现,有两种倾向在诱导人类从政治理性走向政治神话,即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可见,政治决策理性要求我们避免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规避政治神话的悲剧。理性决策要求清楚政治活动主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及其所占的相对比重,从而以决策理性来设计国家治理的目标。

  首先,新目标以理性决策给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间要求。十九大报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国家治理决策,即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日期定成2035年。这个决策目标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充足信心。新时代中国善治要遵从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从顶层设计着手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目标是我国国家治理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性决策。新目标不仅强调经济发展,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并在发展中强调构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的理性。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时代中国善治的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中国善治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战略目标的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善治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到了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新高度,赋予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使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以“四个全面”作为新时代中国善治的顶层设计。

  最后,明确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运行机制改革目标。一是理顺政府自身运作机制。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包括统筹配置党政资源、统筹管理使用各类编制资源,从而使得政府机构设置和综合管理上更加灵活。在政府内部运行上,强调要释放基层活力,在赋权基层的同时,增强基层政府的权力整合,从而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二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市场在行政管理上的双重关系。政府要从规则制定与有效监管上守护市场。在规则制定上,政府不代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监管上,构建新时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求政府强化监管效果、创新监管方式。三是理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理性一般分为认识功能与意志功能,前者又被称为理论理性,后者又被称为实践理性。简单来说,实践理性就是人们运用理性决定在特定情势下如何行动才算合理正当的思维过程。无论实践理性是以命令的形式或是善良意志的形式,但是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区分善恶,走向至善。有了认识理性、理念理性与决策理性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就此走上了良好治理路径。例如,面对我国国家治理问题时,仅以理性来说明问题、指导思想与设计目标还不够,行为与实践理性更能成为新时代中国善治成败的关键。所以,良好国家治理还需要在关键环节着力推进。十九大不仅确立了国家治理的新目标,还以实践理性为国家治理提供了行动方略,即国家治理的新征程。十九大报告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部署,以新征程的气魄脉络分明地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着力抓关键环节,以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首先,依法治国是新时代中国善治的核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意味着依法治国是首选的、基本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主导的、基本的治国方式,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要立场鲜明地捍卫法治在新时代中国善治中的核心地位。人类治理的历史经验表明,法治不仅是最大的善治,而且法治是善治的核心。新时代中国善治应继续保持法治的核心地位。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善治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进程中德治标准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当前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取向,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德治的作用,充分整合力量与凝聚共识,也能够最大程度消解国家治理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压力,确保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引领新时代中国善治的发展方向,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引领新时代中国善治的现实实践,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引领新时代中国善治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中国善治的方略。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善治的关键。政党是国家治理的主角。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的领导,因此党的建设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十九大报告要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全面从严治党与新时代中国善治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党,以整风精神管党治党是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重要优势,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出发点。从善管到善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延伸。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实现了党的治理能力从善管向善治转型。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作为执政党以科学的政党理性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关键问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性、颜值实力过硬上汽大众途观L带你领略雕塑力量之,全局性的宏观领导与稳定性、长期性的力量保障,也是执政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善治提供了能力建设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命题,创新理应成为解题的不二法则;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均面临的政治命题,社会主义理应给出不同的答案。“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完善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